第756章 誰是黃雀（六）(第2頁)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一時間，會議室內沉默下來。這種時候，大家真的不知道除了服從何銳的決定之外，自己還能說什麼。如果發言的不是何銳，大家一定會認為這話僅僅是一種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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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超級務實的態度，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現在還算可以，因為付出的確得到了回報。但是李潤石認為這種態度過於務實，理想性不足，沒辦法給人民指出未來的方向。
在與何銳的交心中，李潤石發現了何銳的另外一種傲慢。何銳很清楚現行政策的問題，但何銳堅持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個公平的國際秩序。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就可以從優先考慮效率的階段轉向優先考慮公平，確定中國意識形態理想的新階段。
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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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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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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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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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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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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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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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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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一時間，會議室內沉默下來。這種時候，大家真的不知道除了服從何銳的決定之外，自己還能說什麼。如果發言的不是何銳，大家一定會認為這話僅僅是一種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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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超級務實的態度，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現在還算可以，因為付出的確得到了回報。但是李潤石認為這種態度過於務實，理想性不足，沒辦法給人民指出未來的方向。
在與何銳的交心中，李潤石發現了何銳的另外一種傲慢。何銳很清楚現行政策的問題，但何銳堅持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個公平的國際秩序。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就可以從優先考慮效率的階段轉向優先考慮公平，確定中國意識形態理想的新階段。
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一時間，會議室內沉默下來。這種時候，大家真的不知道除了服從何銳的決定之外，自己還能說什麼。如果發言的不是何銳，大家一定會認為這話僅僅是一種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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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超級務實的態度，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現在還算可以，因為付出的確得到了回報。但是李潤石認為這種態度過於務實，理想性不足，沒辦法給人民指出未來的方向。
在與何銳的交心中，李潤石發現了何銳的另外一種傲慢。何銳很清楚現行政策的問題，但何銳堅持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個公平的國際秩序。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就可以從優先考慮效率的階段轉向優先考慮公平，確定中國意識形態理想的新階段。
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