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6章 誰是黃雀（六）
廣東工業廳廳長站在南方局書記李潤石的辦公室前，一時有些遲疑。他轉頭看向身邊的廣東教育廳廳長夏明翰，想說什麼卻說不出來。夏明翰神色嚴肅，根本不去看工業廳廳長，徑直推開辦公室的門走了進去。
工業廳長無奈的跟在後面。果然如工業廳長所料，李潤石把廣東地區義務教育的報告放到了廳長面前。報告中顯示，珠三角地區的工廠因為全力開工，不僅大大取消了成人教育的時間，還放寬了工人的年齡。
在過去兩年多時間裡，由於中國市場需求不足，國家花了大力氣搞教育，又縮短了工作時間，導致教育成果斐然。隨著解放東南亞，市場需求暴增，勞動力開始匱乏。工業部門就把時間調整回去。
工業廳長倒也不至於心甘情願的“認罪”，大概瀏覽了文件後說道：“工業廳已經派人嚴查使用童工，以及拖欠工資的情況。李書記，雖然工業生產領域存在問題，但這些問題可以解決。”
李潤石知道珠三角與長三角負責經濟工作的同志做事相當“講原則”，以gdp與就業數據為考核標準。雖然這些年國內的確在這兩個領域抓得很緊，但是能徹底貫徹這兩個標準的還得看這兩大地區的官員。
夏明翰神色嚴肅，看向李潤石。看到李潤石並沒有絲毫退縮的神色，便決定先不說話。果然，李潤石答道：“教育是國家的長期政策，現階段並不存在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的局面，我們與東南亞地區的貿易只會越來越好。但是教育分階段，如果某個階段的教育沒有完成，以後想彌補，成本太高。有必要為了這麼一點需求而影響長期教育計劃？”
聽了這話，夏明翰微微點頭。他的看法與李潤石相同，教育牽扯國家百年大計。何銳從1924年制定國家政策的時候就確定了要花30年時間將中國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提升到人人都得擁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程度。花了17年的時間，中國眼看著就要完成適齡青少年都具備初中學歷的工作。夏明翰決不接受因為工業繁榮而影響人民接受教育的權利。義務教育法的全稱是《強制義務教育法》，所謂強制，就是不願意讀完初中也必須得讀完。更別說因為經濟需求而允許沒讀完初中的學生就到工廠去工作。
至於成年人教育的價值在過去十幾年中被凸顯出來，原本在讀書期間表現得並不出色的成年人在積累了工作經驗後，學習已經開始進入有的放矢的階段。如果他們沒能接受足夠的教育，會大大影響他們的進步。
工業廳長當然知道經濟部門的決定的確與教育政策起了衝突，但是工業廳長也沒有真的害怕。過去三年中，廣東經濟並不好。現在中國解放了東南亞地區的上億人口，廣東經濟獲得了前所未見的發展機會，面對李潤石的看法，工業廳長答道：“李書記，我們已經將經濟發展計劃提交給了國務院，並且得到了國務院的批准。”
李潤石聽到這話，也沒有繼續施壓。送走了工業廳長，李潤石對夏明翰說道：“夏廳長，只能讓教育廳強化教育。我準備回京城一趟。”
夏明翰心中大喜，“李主席，如果能見到何主席，請一定要向他講述現在的選擇。我認為現在的任何倒退，都會讓人民形成錯誤的理解。”
看著夏明翰的神色，李潤石點點頭，“請放心，這本就是主席的態度。人民財富的積累，建立在工業化生活的基礎之上。完成義務教育，接受更完備的教育，本就是工業化生活的一部分。工業化的發展本就是為了實現這樣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工業化生活方式要為工業發展讓路。”
夏明翰再沒有其他要說，只是起身答道：“我先回去工作了。”
看著夏明翰的背影，李潤石有種吾道不孤的欣慰。這個道理，何銳很清楚。不少中央領導同志也很清楚。但是社會進步必然要面對取捨，很多同志在這個取捨中選擇不顧一切先把經濟數據搞起來。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這些同志談不上是壞人，而且其行動也的確有其合理性。所以這種路線分歧就讓李潤石對不少同志有些失望，他是很希望這些同志能夠真正明白，對於國家來說，人民的個人進步才是最堅實的基礎。且不說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全人類的解放，哪怕是早期的儒家也堅定認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而言必希臘的那些人好歹也該讀過外國的觀點，“一個偉大國家必然基於偉大的國民。”
現在國家不少領導幹部已經變成了單純的經濟數據派，雖然這些同志的確是十分辛苦，甚至是功勳卓著。但李潤石在國家大方向上堅決不支持這些同志的思路。
很快，專機已經定下，李潤石乘上飛機就直奔京城。在京城機場一下飛機，就見機場裡車水馬龍，迎來送往的人極多。不少穿著軍裝的軍人們正在等候上飛機，人民雖然不敢越過警戒線接近軍人，卻都向軍人投以親切的目光。
李潤石甚至聽到有小孩子對父母說道：“爸爸，媽媽，我以後也要當軍人！”
母親神色中有些緊張，父親則嘆息道：“等你先長大了。”
李潤石完全能理解這些父母的心情，自從何銳建立起現代中國軍隊，將軍人定義為“人民子弟兵”後，中國軍人就與榮譽、道德、理想聯繫在一起。而且幾十年間，中國軍人的確貫徹了這些理念。以至於中國人民普遍認為，作為親人的國防軍天生就該擁有高於社會的道德水平。
能夠乘坐飛機的這些人同樣很尊重軍人，但是他們並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戰場上面對危險。李潤石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因為中國是義務兵役制，所有青年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只是中國軍隊數量有限，在戰爭期間也只有優秀青年才能從軍。等到戰爭結束了，中國軍隊規模再次回到百萬左右，從軍的門檻會非常高。
出了機場，駛過高速公路，就見道路兩邊的工業區邊，巨大的發電站噴吐著白霧。隨著中國工業發展，以前豎著高高煙囪，冒煙吐火的老式發電站已經被巨大的帶一定傾角的圓柱發電站替代。這些發電站的頂部不再是濃濃的黑煙，而是白色煙霧，散發的硫化物氣味也大大降低。
加上城市建成的上下水系統，以及汙水處理系統，城市生活品質高速提升。已經全面勝過鄉下的生活條件。
李潤石作為核心成員，知道中國政府正在推動全民社保。這是一個耗資巨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如果中國無法贏得解放世界的戰爭，中國肯定拿不出錢來建設這個體系。想到這個問題，李潤石又生出對何銳內心複雜程度的感慨。
對中國舊時代的上層來說，何銳是施政十分苛刻的雄主。對於中國產業階層，何銳是令他們痛恨又期待的國家領導者。對於中國人民，何銳則是讓他們歡喜又難受的勞動人民的一員，以及中國先鋒隊的領路人。
這並非是何銳刻意營造出的形象，在李潤石看來，何銳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非常傲慢。何銳的傲慢並不是看不起人，而是何銳堅信自己掌握了現階段最正確的生活方式。李潤石好幾次與何銳交過心，他發現何銳從不相信有救世主，也不信神仙皇帝。想獲得人類的解放，只能靠人民自己。
所以不管是稱頌或者反對的意見，都影響不到何銳的政策決定。何銳靠著他掌握的巨大的政治影響力，殫精竭智的將中國乃至於世界變成何銳期待的模樣。
由於何銳是要將世界推進到下一個時代，所以這個時代的大多數人其實理解不了何銳，哪怕是何銳最熱愛的人民也理解不了何銳的理想。
面對人民的時候，何銳的看法極端務實。人民有沒有接受教育，人民在青年時代完成教育後有沒有獲得就業機會，在工作後有沒有繼續接受成人教育。再加上醫保與社保，以及讓人民有更深刻參與到社會化大生產的機會。
在何銳看來，人民必須接受過“國家是處於優勢階級的統治工具”，“法律是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中國決不能階級固化”在內的政治經濟教育。之後，人民就要通過勞動來獲得自身的發展。國家要提供的是託底的保障，而不是滿足情緒的福利。
如此超級務實的態度，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現在還算可以，因為付出的確得到了回報。但是李潤石認為這種態度過於務實，理想性不足，沒辦法給人民指出未來的方向。
在與何銳的交心中，李潤石發現了何銳的另外一種傲慢。何銳很清楚現行政策的問題，但何銳堅持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個公平的國際秩序。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就可以從優先考慮效率的階段轉向優先考慮公平，確定中國意識形態理想的新階段。
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一時間，會議室內沉默下來。這種時候，大家真的不知道除了服從何銳的決定之外，自己還能說什麼。如果發言的不是何銳，大家一定會認為這話僅僅是一種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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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何銳的交心中，李潤石發現了何銳的另外一種傲慢。何銳很清楚現行政策的問題，但何銳堅持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個公平的國際秩序。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就可以從優先考慮效率的階段轉向優先考慮公平，確定中國意識形態理想的新階段。
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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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一時間，會議室內沉默下來。這種時候，大家真的不知道除了服從何銳的決定之外，自己還能說什麼。如果發言的不是何銳，大家一定會認為這話僅僅是一種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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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何銳的交心中，李潤石發現了何銳的另外一種傲慢。何銳很清楚現行政策的問題，但何銳堅持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個公平的國際秩序。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就可以從優先考慮效率的階段轉向優先考慮公平，確定中國意識形態理想的新階段。
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李潤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銳，不過李潤石卻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時忍住了沒問，卻聽何銳問道：“李主席，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一時間，會議室內沉默下來。這種時候，大家真的不知道除了服從何銳的決定之外，自己還能說什麼。如果發言的不是何銳，大家一定會認為這話僅僅是一種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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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超級務實的態度，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現在還算可以，因為付出的確得到了回報。但是李潤石認為這種態度過於務實，理想性不足，沒辦法給人民指出未來的方向。
在與何銳的交心中，李潤石發現了何銳的另外一種傲慢。何銳很清楚現行政策的問題，但何銳堅持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個公平的國際秩序。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就可以從優先考慮效率的階段轉向優先考慮公平，確定中國意識形態理想的新階段。
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與李潤石想的差不多。何銳聽完了報告，就立刻給總理吳有平打電話。很快，吳有平就到了何銳這邊，聽完了何銳的問題後，吳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銳這邊的電話請經濟部長到這裡來。
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並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瞭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麼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於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並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
“戶籍管理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後路。進城的農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萬一不適應農村生活，總得有家可會。另一部分則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社區戶籍，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這次的計劃到現在都沒拿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就是因為錢的來源還沒確定。但我認為這個過程的難度遠沒有想的那麼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數量就會超過5億。與他們進行的貿易，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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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只懂得讀書，只會把人讀傻。”李潤石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此言一出，經濟部長的神色就顯得不是那麼友好。看得出，這位博士本人並不認同李潤石的看法。李潤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學歷的文明黨政府內並不受待見，文明黨自從創黨開始就集結了中國高學歷人才，對於這些人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種堅定的路徑依賴。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不僅沒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這個問題不是讀書讀傻了，而是沒有實踐，只能靠讀書獲取知識，會讓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是非常花錢的教育內容。另外，要培養出大量真正懂得工業化，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正確理解能力的教師隊伍，同樣非常花錢。而且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還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總之，李主席看到了問題的關鍵。這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只能靠繼續發展來解決。”
不等李潤石回答，經濟部長問道：“主席，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錢完成這麼……偉大的計劃麼？”
“錢是財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場卻不可能是財政部說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都過上人該有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需要通過大量交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擔心城市人口這麼多，糧食不夠吃。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是產糧區。他們的人民不擔心種不出糧食，而是擔心糧食被掠奪，或者賣不出一個好價錢。我們擔心的是工業品賣不出去。雙方的合作，都能解決各自的問題。
而且隨著未來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他們也會產業升級，從而製造出大量的經濟增量。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同樣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並且幫助各國發展起來。因為世界發展了，中國才能跟著發展。世界變好了，中國也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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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何銳的交心中，李潤石發現了何銳的另外一種傲慢。何銳很清楚現行政策的問題，但何銳堅持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個公平的國際秩序。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就可以從優先考慮效率的階段轉向優先考慮公平，確定中國意識形態理想的新階段。
李潤石確信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何銳的態度明顯有種主觀期待凌駕客觀現實的嫌疑，即便李潤石非常欣賞何銳對於政治經濟的深刻認知，認同何銳的看法沒有錯。但是這種態度在李潤石看來依舊過於傲慢。
不過這種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壞事，至少何銳在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不會退讓。既然何銳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民過上現代工業化的生活，那麼何銳就不可能讓人民放棄讀書，而提前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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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長聽了此事，神色有些許變化，他解釋道：“主席，現階段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很嚴重。而且徵兵中徵召的都是優秀青年，勞動力效率也是很大問題。”
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麼？國內並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麼？”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麼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